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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7年秋天,台北的一位瘦弱老人跪在故乡安徽县城的两座坟前,手里攥着从对岸带来的纸钱。离开家乡近四十年,他终于见到父母的墓,却再也听不到一句“儿子”的呼唤。那次回乡,他穿着新衣、带着礼物,怀着对故土的想象和盼望;然而村庄早已面目全非,老屋拆迁、熟人离散或故去,能找到的亲戚也要经人打听牵线。
这位老人名叫姚大传,1927年生于安徽贫寒农家。幼年家里饭食匮乏,父亲一度萌生把刚生下的孩子送人的念头,幸亏母亲坚决保留了他。十三岁被送去当鞋铺学徒,干的是烧水、挑货、喂驴等苦活,师傅性情暴躁,常常挨打。一次因店里被盗遭到训斥和毒打,躺了好几天不能起床后,年少的他做出了决定:宁愿到战场上冒险,也不能再受这样的折磨。
1943年,16岁的姚大传参军。前线并非他想象中的安定——训练粗糙、弹药不足,沿途又见到因饥荒倒下的难民。粮食和钱都捉襟见肘,所谓军饷常常一发下来就迅速贬值。在部队里的念头简单而坚定:先活着回家。1945年日本投降后,他本想回乡务农,但国内战事又起,随部队南迁、转战。到1949年前后随撤退部队到了台湾,自此与家乡隔海相望。 千亿球友会
在台湾他先在军中做杂务,后因裁军离营,与老战友合开过一家小鞋铺,勉强糊口。有人介绍对象,他却迟迟不肯成家,理由是从未见过父母,婚姻须得得到家中长辈认可。多年忍耐换来的是孤独:等到两岸通行逐渐恢复时,父母已不在人世。
返乡那趟,他待在亲人中,起初受到热情接待。他买礼物、请客、并给了几位亲戚一些钱。好意很快被当作理所当然,接踵而来的是各种开口:有人说孩子结婚需钱,有人说盖房修屋要款项。姚大传能帮便帮,几次下来积蓄所剩无几。等他说实在拿不出钱时,换来的不是同情而是怀疑和指责,有人当面斥责他“在台湾混得好为何不出钱”,电话里甚至有人辱骂他忘恩负义。
回到台湾后那些催款和责备并没有止住。起初他还会寄钱应付,邮局里的人熟悉这位拄着拐杖的老人,偶尔会问“还是寄给老地址吗?”他只是点头,把省吃俭用攒下的钱交了出去。终于有一天,他不得不承认:“我真的没有钱了。”随后逐渐断了回拨电话,也不再回应那些反复催促的人。 千亿球友会
尽管与部分亲属断绝了联系,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寻亲的心。通过老战友的帮助,他得知一位弟弟跟家人已经迁居新疆。两位兄弟在中年之后重逢,互相回忆儿时细节,见面时都已年迈。姚大传住了几天,掏出能掏的一点钱,拍了一张合影。这张照片在他后的岁月里成了最重要的纪念物。
2001年,姚大传住进台北的一所养老院。他婉拒弟弟接他同住,称不想添人情上的麻烦。日子里,他会去老战友的墓地祭拜,带上酒杯,跟过去的人和事对话。2013年,老人终在养老院辞世。整理遗物时,工作人员在衣柜最里侧发现了那张已被翻折磨损的兄弟合照——虽破旧,却从未被丢弃。